城里人可否注册家庭农场，流转来的土地可否抵押融资，地里除了种庄稼能否“种”点建筑……许多人对“家庭农场”的概念尚模棱两可时，其实它已如雨后春笋般而生。

据成都市工商局统计，今年上半年，成都市家庭农场新登记283家，较去年同期增长8.75倍。截至6月30日，全市家庭农场累计登记517户。

家庭农场与农民进城、资本下乡、农业现代化交织在同一历史时空，蓬勃之势亦引发外界顾虑：是否会成为城里人的狂欢？

8月12日—14日，记者前往新津、崇州、彭州、大邑等农业大县实地调查发现，作为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，家庭农场顺应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势，它或像当年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，将重塑农村经济版图，尽管这个过程不一定会一帆风顺。

崇州市桤泉镇梦农业家庭农场公司分工

尹遥霞

法人代表，她抓财务和育秧

丈夫

新技术、新机具的引进者、应用者

父亲

负责农机调度

母亲

着手后勤保障

婆婆

负责劳务组织

A 谁可以当农场主？

——户籍不是前提，但不扎根不行，大批返乡农民领衔

成都市农委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资料，成都市目前共有家庭农场2143家，就此而言，登记注册量不足四分之一。

成都对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，主要有三个要点，一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、家庭成员为出资主体并承担责任，二是家庭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，三是对种植养殖适度规模的要求，比如种植面积要在50亩以上。

至于是否需要农村户籍，存在很大争议。今年初，成都市农委集体经济组织指导处撰写调查报告时，仍将农村户籍作为家庭农场的必要条件，据此统计出来的数量为833家。

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，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，成都形成了成熟的土地流转制度，早在几年前，城里人下乡租田种地就不是新闻了。换句话说，具有城市户籍的规模化种植养殖者，是事实性存在，且数量不小。

目前申领到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的城里人不多，刘成钢是其中一个。他和妻子自2008年起就在大邑县租地种菜，于今年3月“转正”。“对城镇户口有较高门槛。”刘成钢介绍，大邑县要求必须经营满3年，且流转土地时限不低于15年。他这样揣测当地政府的谨慎态度：“家庭农场引导创业者关注农业，但也要防止有些人一时头脑发热，‘圈’了地不种，或种上一两年跑了。”

他认为，如果对农业缺乏敬爱之心，不能扎根农村，通常搞不长久。这几乎是记者所接触的“持证”农场主的共同特征，与户籍无关。

彭州市现有“持证”者42家，一个显著特征是，多数为在外打拼的农民返乡创业。“对普通农民而言，如果流转土地百亩以上，投资大不说，能否玩转市场也是问题。”彭州市农发局吴昭明分析说，该市种植30亩以上的大户有700多个，积极开展注册登记的确实以“新农民”为主体。

军乐镇朝阳村“农场主”吴加宁，曾在成都搞个体，从事楼宇监控设备等销售。新津新平镇宝墩村的杨波，回到农村前是中铁二院的一个工程经理，崇州道明镇斜阳村的詹天兵则是通威集团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。

B“家庭经营”如何认定？

——构成多样，重在公司化运营，只学样子没戏

家庭农场的经营者，自然是“家庭”。记者调查发现，成都市对家庭的界定，采用了“广义家庭”的概念。

詹天兵代表了狭义上的家庭，出资成员包括他的父亲、大姐和弟弟。崇州市桤泉镇梦农业家庭农场的法人代表叫尹遥霞，她的成员包括父亲、母亲、婆婆和丈夫，系姻亲关系。杨波的关系图更复杂，包括了他的妻子、岳父、岳父的兄弟、连襟。“家庭农场实质上就是企业，至少是一个小微农业企业。”詹天兵说，与作为种植大户的自然人不同，家庭农场获得了法律认可的市场主体地位，可以大胆放心地经营。“企业就应理顺管理机制，建立财务制度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接市场，更好地获得信任。”

尹遥霞办公室的墙上，贴着公司章程和一张分工图：她抓财务和育秧，父亲负责农机调度，母亲着手后勤保障，婆婆负责劳务组织，老公罗通是新技术、新机具的引进者、应用者。

这会不会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分工？“就是要按这个来，我们有1730亩地，不然怎么管？以后分红，也是按这个。”罗通说，他们有13台大型的农业机械，常年雇佣8个工人，“每个成员不仅要承担责任，还得发挥好作用。

对他来说，大的转变来自于财务管理。“过去是记粗账，觉得八九不离十，现在要细到买瓶药都要入账。”

一位区县农业部负责人说，如果没有精打细算的制度设计，很难申请到农业扶持资金，“连账都没有，怎么证明扶持资金用在了农业上呢？”

记者发现，不少家庭农场其实已经具备了公司化运营的思维。受宝墩遗址保护限制，杨波不能动手改变高低不平的地形地貌，机械化耕种难以实现。经过市场调研，他选择了向有机农业方向发展，即将拿到有机转换证，而且还着手搞深加工，向产业链条高端延伸。

与之同村的李仁君，似乎并不顺利。李仁君是村上的种植能手，租种着80亩地育种。去年，他与兄弟、侄儿子又流转来400亩土地，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，但三家人的组织联系并不紧密，记者问及未来规划，李仁君坦言说已经很久没碰面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今年竟跑到大邑独自租了400亩地单干。

由此看，如果家庭农场仅是种粮大户的扩版，即使规模化种植的目标实现了，集约化生产、市场化营销的目标也难以企及。

C 有了家庭农场，合作社何去何从？

——去伪存真，农业经济主体更丰富，其实未来更好

从青白江出台的注册登记细则看，家庭农场可以注册为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普通合伙企业或公司等主体类型。

不少人心存疑问，盛行多年的合作社同样是法人，为何还要家庭农场？

彭州市丹景山镇武备村的李正奎，已经达到近4000头养殖规模，但他拒绝以成立养殖合作社的方式取得法人地位。

按照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，成立合作社，底线是必须有5名以上的成员。那么，李正奎就必须再找来4个“户口本”。“为了成立而成立的话，一些农户可能既不出钱、也不出力，就只出户口本。”他担心的是，合作社成立后，不少农户当起“甩手掌柜”，不参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，更不愿承担合作社的亏损，一旦有盈利又要分红。现实中，这样的实际上是一家运营的“假合作社”，并不少见。

但是，不成立合作社，李正奎又有了另一番烦恼：养殖场不具备法人资格，很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，比如没法开具发票。

正是家庭农场为李正奎打开一扇窗。8月5日，经过一系列条件审核，李正奎捧回了一张工商登记证，成功越过“5个户口本”的限制，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经营主体。

据预测，成都市下一步也许会出现部分合作社向家庭农场转型的现象。

家庭农场，并不是否定专业合作社，相反，它将改善合作社的基因。有专家设想，今后的农民合作社，有望成为多个家庭农场的联合体。由于每个农场都是有活力的经营“细胞”，“空壳化”也许不会再上演。

彭州市凤霞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，已经付诸实施。该合作社共有基地1000亩，由23名种植大户的家庭农场组成，形成了“大园区+小农场”的模式。

刘成钢把未来想得更远。“我们还注册了资产管理公司，家庭农场是公司旗下的独立经营单元。运作成熟后，不排除在双流、青白江等地‘复制’更多的家庭农场，由公司在财务、市场、物流、配送等方面进行统一调配管理。”

D 前途光明？

——才迈出第一步，有坡有坎处，恰需创新

在多数农场主看来，拿到一纸工商登记证，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家庭农场要进入良性轨道，尚需翻越多个障碍。

即将进入收割季节，杨波却有些高兴不起来。困扰他的“心病”从去年开始就沉甸甸地压在心头：60万斤稻谷收割了，往哪儿放？“700来亩地的水稻，平均每天要收10万斤。没有地方晾晒就只有赶紧‘出手’，被收购商压价，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”杨波说，去年因此造成的损失就在6万元左右。

这不是一个特例。在记者几天的采访中，几乎每家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，都被此难题困扰。由于农场主流转的是耕地，不能改变土地性质，也就无法匹配自己的晾晒场地。“这事挺难办。”每个基层农业干部几乎都有如此感慨。

不仅是晾晒场，农场主们希望，在各项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方面，都能得到政府支持。“沟渠、道路、水电，就按我70多亩的规模来算，投入都在20万元以上。”吴加宁说。

尽管没有被晾晒粮食的事情困扰，但李正奎也有他的烦心事。“融资非常困难，就算把所有证照摆在银行面前，人家也不给贷款。”李正奎说，这些年，他靠着自己的信用贷款，每年能从信用社贷来2万元。

李正奎给记者算了笔账。每月的饲料大概需要40—50万斤，而且饲料厂现在一律不赊账，一年的流动资金在300万元以上。一年2万元的贷款额度，杯水车薪。

农业生产者融资难不是一个新话题，但家庭农场能否找到突破口，仍是值得关注的命题。

一个“稳”字，是农场主们的共同期待。“租期太短，根本不敢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。”罗通的土地流转期限长只有5年，他一直想把田块整理得更大、更平，却无法实现。

詹天兵则建议政府可以出台中立的土地租赁标准，使得双方长期受益。“可以参考台湾的做法，定一个租金和收成的合理比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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